阳光正好，洒在修剪得一丝不苟的草坪上。拥有高薪的造纸工程师柳万秀和美丽的妻子美莉、一对儿女正在他们的三层大别墅前度过休闲的周末，两只活泼的大狗不时与孩子嬉闹股票配资资质，一家人沉浸在小确幸当中。
这是朴赞郁新片《无可奈何》的开头，一幅美好的中产生活图景：专业的成就、优渥的物质、和谐的家庭、高雅的品位，像极了暖色调的房地产广告画面。男主柳万秀情不自禁地感慨道：我拥有了一切。
一家人在大house面前幸福合影，房地产广告的绝佳示范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然而这一切很快被打破，柳万秀发现自己被裁员，一家人的幸福生活也开始崩塌。更大的讽刺是，这个自认为别无选择、无可奈何的一家之主，决定通过暗杀跟自己投递同一个岗位的竞争对手来获得下一份工作。
从故事梗概来看，这部新片很难不让人想到前几年爆火的奉俊昊的电影《寄生虫》，只是《寄生虫》里是穷人用极端的方式实现阶层上升，而如今，人们的心态已陡然变化，更为普遍的是人人自危的晚期资本主义景象，被技术替代、失业的恐惧笼罩在心头，在《无可奈何》里则表现为中产以极端甚至荒谬的方式对抗阶层跌落。
芝加哥大学学者豪道斯·魏斯在人类学著作《我们从未中产过》提出，“中产阶级”是顺应资本主义而生的伪概念，与其说它是一种经济处境，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——人人只要努力奋斗，即可过上有钱有闲的中产生活。
殊不知，永远追求高效剩余价值的资本，在不断革新技术的同时，也要求每个雇员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。随着工作效率的提高，公司只需要更少的人就能完成生产，随之更多的人开始承受失业的压力。
朴赞郁用他风格化的黑色幽默将这种内卷的特征推向极致，一旦向上的链条断裂（也必然断裂），为了维持中产幻觉，人们无可奈何的选择，便是抽刀向同类，以期绝处求生。
中产的存在主义危机
中产，是当下社交媒体语境中最时髦的主语，经常会有人因为“年收入多少才算中产”吵得不可开交。无论如何，它意味着稳定的高薪、自有房产、私家车、定期的家庭旅行、为子女支付优质教育的能力。当然，它还附带着诸如欣赏艺术、热衷收藏、注重健身等一系列高雅的趣味。
柳万秀无疑是这套标准的成功典范。他的三层大house拥有开阔的庭院和阳光房，几年前，作为匠人的他重新设计并改造了这座童年祖屋，院子里还有一个精心搭建的绿植温室，造纸的本业之外，他的业余爱好是侍弄这些盆栽。
园艺也是有钱有闲暇的象征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孙艺珍饰演的妻子美莉是一个典型的中产太太形象，她优雅从容，不必再为生计奔波，日程表上排满了网球课和舞蹈课。而他们的两个孩子上着最好的学校，学习大提琴这种积累文化资本的乐器。
这套生活方式并非自然形成，而是二战后全球资本主义扩张背景下，被系统性地建构和推广的一套进步的生命叙事。在《我们从未中产过》的作者豪道斯·魏斯看来，中产阶级代表了一种开放的优绩主义，它向甘愿投入的人不断给出准入的承诺：人们只需要通过教育投资自己，成为“人力资本”，勤奋工作，谨慎理财，持续消费，就能获得安全、体面且不断向上流动的人生。
影片也很快交代了万秀的奋斗轨迹：他原本只有高中文凭，在认识妻子美莉后决心改头换面，上远程大学获得本科学历，又戒掉了酗酒的毛病，勤勤恳恳地积累技能，成为造纸行业的专业人士，其收入也随着行业的兴起水涨船高。
万秀的经历，也是他并不让观众感到厌恶的原因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万秀的整个人生，建立在一个看似坚固的逻辑上：我的成功是靠优秀的技能换来的，我的技能是不可替代的，因此我的收入是稳定的，我的生活将越来越好。
但他未曾料到，自己建立在纸张之上的生活也像纸张，看似平整柔韧，实则脆弱不堪。作为技术员工，他并不掌握生产资本，也不像底层一样“没什么可失去”，一旦市场波动、技术革新或者资本流向改变，这份体面便荡然无存。
这部电影改编自美国作家唐纳德·维斯雷克的小说《斧头》，讲的是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个员工失业后杀人的故事。几十年过去，今天的人们又处于另一重危机中，万秀为之奋斗半生的造纸公司在AI技术的发展下面临结构调整，被美国公司收购，他赖以生存的25年造纸经验变得一文不值，被裁是和他一样的技术人员的宿命。
而他的别墅，那个中产梦想最坚实的物质图腾，在他失业后也从家园变成了囚笼。为了改造房子欠下大额贷款，房子里的两条大狗、孩子们的教育支出，都会变成巨额的负债。正如魏斯在书中犀利地指出的那样，中产阶级所拥有的主要资产（特别是房产），在当代经济中往往非但不是安全垫，反而是焦虑和债务的源头，是将其牢牢锁定在过度工作轨道上的枷锁。
美莉虽是家庭主妇，却担负家庭的经理人角色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被裁后，万秀开始紧锣密鼓地找工作，并接受了这套系统提供的心理援助。这一幕被拍得荒诞好笑：一群失业的男人西装革履地盘坐在温馨的治疗室，治疗人员教他们用手指敲击脑袋，将“不要灰心，继续奋斗”的信念植入他们的身心。在这里，现代心理治疗体系也被冷不防讽刺了一下，心理疗愈体系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“心理问题”，似乎问题出在人们的心理调试能力上，而丝毫不提及这种裁员背后的不公与不义。
悲剧的是，强调努力奋斗实现向上流动通道的中产阶层意识形态，也成功地将系统性风险转化为个人的道德责任。失业后，万秀感到的不仅是经济恐慌，更是深刻的羞耻与自我怀疑。
因为失业意味着“失败”，是不够努力、不够敏锐、未能及时“提升自己”的过错。
现代心理疗愈看起来更像是内卷制度的配套工具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失业也给万秀带来存在主义危机。他的前半生靠“纸”建立起身份和尊严，如果不继续从事这个行业，那自己又是谁？如果不能用“中产”的方式建立家庭，那一家之主、男子汉的尊严又何去何从？
美莉当机立断地提出一系列解决方案——卖掉房子，把大车换成小车，其他不必要的支出统统停止，其中就包括她的网球课、舞蹈课和孩子的其他补习班，反而是作为养家之人的万秀不甘心放弃这一切。
于是，他宁愿每天穿着西装出门，在街头游荡，也无法接受去从事那些“有失身份”的体力工作，包括美莉建议他从事自己爱好的“园丁”的工作。
在短暂从事理货员工作后，万秀选择离开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因为在那套中产脚本里，超市理货员、园丁之类的职位，是对他过往所有人生投资的否定，是对他“是谁”的根本性摧毁。他所恐惧的，不只是贫穷，更是跌落出“中产”这个叙事本身。
焦虑的“园丁”
当柳万秀得知有一家新的高端造纸厂即将开业，且只有一个技术职位空缺时，他心里的弦越绷越紧。在尝试过应聘、主动上门拉关系无效的情况下，他几乎急中生智地想到了一套更“高效”的解决方案——如果职位只有一个，那就让其他竞争者消失。
他开始伪装成招聘者收集其他竞争者的简历，以此有计划地杀人。这个荒诞如八卦小报热衷传播的杀人故事中间，藏着足够多的人性空间，这也是朴赞郁最初被这个原著吸引的原因。
杀人的暴力在这里看起来又血腥又滑稽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无论是《老男孩》《亲切的金子》还是《小姐》，朴赞郁的诸多前作都展现出对血腥和复仇变态行为的执迷，这种血腥经常以荒诞、戏谑的形式表现出来，但这种好笑不来自愚蠢，而是个体面对理性与道德的无力挣扎，是理性层层递进地崩塌的过程。
在被裁员后，万秀只是微弱地反抗了一下，便很快举手投降，接受这套更加内卷的竞争，抽刀向他的同类。这其实也是社会的某种运转逻辑，当“过剩”诞生，为了管理这种“过剩”，就必然会发展出一套高度竞争的文化，个体之间就面临更激烈的生存竞争。而这部电影则将这种竞争更为极端化地表现出来。
电影中，柳万秀悉心照料庭院里的盆栽，用剪刀修剪枝叶，再用铁丝强行塑造出理想的形态。在某种程度上，万秀也是他所拥有的幸福生活的“园丁”，将自己的人生和家庭当作一个需要不断投入、修剪的盆景。但栽培也意味着某种暴力的修剪，电影有一幕是他用力过度，将树枝掰断。
这一幕则宣告着接下来暴力的开始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为了这个花园的建设，他可以裁剪掉不需要的树枝，拔掉杂草；当面临事业竞争，他要拔除的就是其他竞争者。而当他第二次杀人后，在雨夜庭院中掩埋尸体，影像里还叠着他白天修剪树枝的画面。那套关于为家庭奋斗的美德，在生存绝境下导向了非道德的暴力。
在《我们从未中产过》这本书里，作者也指出利己主义是必然：“由于缺乏集体形式的支援，人们被孤立为个体利益的独立负责人，被迫在这些交易中自谋生路……这使他们在养家糊口的日常努力中对彼此漠不关心。在这种环境中，要想致富，甚至只是想凑合过日子，都要求在相当程度上把自我利益摆在优先位置。”
而维护这一套意识形态的，并不只是养家之人柳万秀，还有他背后的一整个家庭。妻子美莉见证了丈夫的奋斗史，她比任何人都晓得当下这份小确幸的来之不易，而她对丈夫的爱，也有很大部分原因，是万秀当年毫无怨言地接受了离婚后的她和上一段婚姻的孩子。
其实她从一开始就隐约察觉了丈夫的异常，丈夫夜不归家的作息、恍惚的精神状态，甚至她的儿子也察觉到了父亲的血腥举动……但在一番挣扎和信任的修复过后，她选择了沉默，以心照不宣的方式默许罪行发生，因为她最在乎的只有这个幸福家庭的维系，至于维系的途径，已经不重要了。
整个家庭都是这一残忍竞争的共谋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就像万秀在杀人后的淡定陈述：美味从肮脏中来，如今他们吃到的美味的苹果，是因为当年树下埋着许多死去的猪的尸体。到这里，影片似乎预示着在内卷的尽头，道德滑坡已成必然，而整个暖色调的冒着幸福泡泡的中产生活，则来源于与整个体系的同谋。
真的别无选择吗
历经挣扎、恐惧与血腥，万秀终于扫清了所有障碍，他终于进入了新造纸巨头公司的办公室。在应对面试时，他从容自信，也不再像一开始那样紧张局促，要靠偷瞄在手心提前写下的发言提要才能表达。
最后，万秀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这份工作，他走进了那家新造纸厂的生产车间，然而那是比任何悲剧都荒凉的镜头。
庞大的车间宽敞明亮，却空无一人，巨大的机械臂精准地挥舞，发出巨大噪音，流水线自行运转，屏幕上跳跃着数据。这里不需要能辨别纸张肌理的双手，不需要那么多工匠，只需要万秀一个人盯着控制屏幕，象征性地看管这一切的运行。
其中有一幕是机械臂正有节奏地敲击纸卷，万秀按照习惯也拿着工具敲击，但实际上这个动作完全是多余的，机器已经替代了他。他用尽一切手段，背叛了同行，背叛了良知，最终换来的，是一个在AI和机器面前完全无用的职位。
万秀在空荡荡的无人车间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他望着这个陌生又洁净的工厂，脸上是掩饰失落的强装淡定。他赌上自己的全部去争夺的体面工作，其内容本身已经掏空了“体面”所需的任何专业内涵与创造尊严。
影片的结尾，一家人似乎重获安宁。别墅不用卖掉了，家里的两条大狗回来了，他们的中产生活方式也得以维持。但每一个人的笑容里，都带着一丝无法抹去的僵硬。他们保住了体面的生活，却似乎永远失去了内心的安宁与完整。
本片取名叫做《无可奈何》，本意是男主角失业后别无选择的这场杀戮，但他真的别无选择吗？
影片里第一个被万秀杀害的竞争者具范模也曾经获得行业大奖。他无比热爱造纸行业，爱好也很高雅——黑胶唱片。在失业后，他陷入酗酒的混沌生活中。妻子劝他不如从事喜爱的黑胶唱片行业，反正再过几年就退休了，但他始终无法放弃，就连万秀在举起枪准备射杀的时候，都忍不住质问，为什么就不能做点别的事情呢？
具范模也是一个被中产神话困住的人。（图/《无可奈何》）
这句话似乎也像是万秀在问自己的：为什么不能放弃造纸行业，从头开始？园艺也是他热爱的事情不是吗？更为深层的质问，也许是人们更不敢面对的：为什么不能放弃这一套看似体面的中产神话呢？
在今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访谈环节，朴赞郁在被问到“是否相信我们存在其他选择”的时候表示：
“我们确实难以乐观，技术演进如此猛烈，加上悬而未决的气候危机……但现在放弃为时过早。尽管充满悲剧与错误，我们必须相信人类具有进步的潜能。”
在《我们从未中产过》一书中，豪道斯·魏斯也指出了一个可能的解法，让人们逐渐意识到通过贷款换来的财产价值飘忽不定。当教育投资的回报日益稀薄，当中产生活的成本高到令人窒息时，人们也许才会从“中产梦”中清醒过来，重新思考自己是谁，应该怎么做。
题图 |《无可奈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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